中国提出“3060”双碳目标以来，全社会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越发关注，也对清洁能源越来越重视。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实践中发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中存在很多操作层面的挑战，不应立即停止所有化石能源设备，应该利用价格机制调动各主体积极性，并在设计电力系统的时候考虑路径依赖问题。

11月17日，周小川在第十三届财新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指出，气候变化这个题目非常重要，中国也是非常积极地响应，同时制定了很多目标和计划，也有很多令人鼓舞的进展。与此同时，这个题目看来比原来想象的更加复杂和艰巨，还有许多需要取得共识、需要研究的内容，“不仅仅是简单地把《巴黎协议》、COP26（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约定好的东西落实执行就行了。”

周小川指出，最近召开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让不少人体会到当前困难和需要进一步形成共识的内容还很多，不如之前那样信心满满；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地缘政治冲突导致能源危机和能源安全问题，特别是电力供应也受到威胁。

他表示，尽管各个国家情况有所区别，但是总体来讲跟中国的情况也有所类似，在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中，电力系统占了将近一半或一小半。在中国每年100亿吨出头的碳排放中，电力系统生产大约占到45%。而且很多行业的减排措施是从烧煤、烧油改为用电，将这部分考虑进去电力系统碳减排的任务比重就远不止45%，可能70%甚至80%左右。“因此如果这个大头不认真去抓好，可能整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就有可能抓不好。”

电力系统应该如何转型？周小川表示，主要是依靠未来的再生能源，主要是风电、光电。但是目前风电、光电属于间歇性发电，两者共计平均每年发电3000多小时，然而一年共计8800个小时，因此越是利用风电和光电，越需要有备份的容量。所谓备份容量是指能够应急调峰的机组，这些机组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仍旧是火电。

然而周小川指出，现有火电机组并不能够正常担任这个角色，因为还没有快速启停的性能，它们最低负荷量也不能降到比较低，所以还要进行所谓灵活性的改造，才能承担起这项任务。

除了再生能源，电力系统转型还有赖于储能技术。目前储能的技术目前涉及有抽水蓄能、电化学和氢储能，但这些技术目前所能储能的量所占比例仍然很小，这意味着还有很多任务需要解决。

首先就是需要价格机制对调峰和储能工作加以激励。周小川指出，这涉及到碳市场或一种综合的“碳税+碳市场”加上其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风电和光电发展越快对后备容量的要求就越高，这跟一开始不一样，一开始有一点风电和光电就尽量的都充分利用上；再以后就会发现一定要有相当的备份容量，才能保证能源安全、稳定。”

因此，周小川认为，当前阶段最重要的还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但是不应该立即停止所有化石能源设备，而是要有一种互补配合、能够应付调峰、能够应付脆弱条件下的电力供应的系统。

他表示，电力不像普通商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算完成，它要通过两层电网体系——输电网和配电网来进行调度才能够实现供给。而这个调度的体系又有其复杂性，它可能既不是电量的供给方，也不是电量的需求方，它用什么样的机制能保证调度能够实现，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它就和常规地通过市场、通过交易市场供求关系直接平衡出一个价格就能够实现这种功能是有所不同的。

“对于我国电力系统提到的四个字‘源、网、储、荷’，也就是电源、电网、储能、负荷，都需要一组相当复杂的价格体系才能起到激励作用，这也是国际组织包括IMF在极力推进的在讨论的事情。”周小川表示，而金融机构善于处理复杂的价格体系，可以参与其中。

他续指，金融系统对于各种复杂的交易也都有一定的经验和技术，但是在处理过程中有三种可能性：一种主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实现；另一种是一部分价格是通过内部计算可计算的均衡点来决定一部分的价格；再有一种，也还有一部分是依靠行政性调度来加以解决。“因此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里可能有一些技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